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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世界衛生日有關食品安全。畜牧業中大量使用抗生素正在使食品供應受到耐藥菌的污染，導致難以醫治的感染，同時降低了抗生素治愈人體感染的效。

Antoine Andremont花費過去30年的時間，專門研究人類和動物身上的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1996年以來，他一直是巴黎狄德羅大學醫學院的醫學微生物學教授，以及比沙–克洛德?貝爾納大學醫院細菌學實驗室的主任，后者是法國巴黎的一家傳染病轉診中心。他是世衛組織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綜合監測咨詢小組的成員，該小組編撰了一份對人類健康至關重要的抗生素清單。 
1979年至1996年，他在法國一個癌癥研究和治療中心即Gustave-Roussy研究所擔任臨床微生物學家；1988年至1996年，他在巴黎第十一大學藥學系擔任微生物學教授，1986年他曾在那里獲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他于1976年畢業于圖爾大學醫學院，已發表200多篇科學論文并出版幾本書，包括2014年的《抗生素：沉船》。 《世界衛生組織簡報》2015;93:217-218.

問：在全球消費的抗生素中，50%以上用于動物，以治療或防止感染并促進生長。這對人類健康有什么后果？

答：生物體內有大量細菌寄生，其中許多細菌（稱為共生體）對我們的健康有益。當人或動物接受抗生素后，藥物大部分被吸收，進入血液，有些部分直接進入消化系統，在那里殺死多數共生細菌，留下一些耐藥菌并開始繁殖。被血液吸收的一些抗生素通過膽汁排泄進入腸道。因此，抗生素治療的一個結果是，人或動物腸道里含有的耐藥菌大大超出抗生素殺死的細菌。 
對人類健康的一個主要后果是，這些耐藥菌可在宿主身上引起感染——如尿路感染，它們比非耐藥菌引起的感染更難治療。免疫系統差的人，例如在化療、重癥監護或大手術后，如果腸道中有耐藥菌，就可能引發源于腸道的嚴重敗血癥，同樣難以治療。對人和動物來說，另一個后果是其糞便中會排泄大量的耐藥菌，不僅污染環境還可能污染其他人或動物，并進入食物鏈。

問：對食物鏈和食品安全有哪些后果？

答：在施用了抗生素的動物被宰殺后，不可能完全阻止其腸道中無論是易感的還是耐藥的細菌的傳播。于是進入食物鏈的肉和其它產品可能被污染。盡管各國情況不同，但你目前在超市或屠宰商那里購買的肉雞，往往受到大腸桿菌的污染，它們可能對抗生素高度耐藥。 你買回家一只被耐藥菌污染的雞，在打理它時，手會與這些細菌接觸，而且許多細菌有可能蔓延到廚房器具和表面上。雞體內的耐藥菌在烹飪過程中被殺死。但這些細菌如果污染了沙拉或其它生吃的食物，它們就不會被殺死。家中有人感染了耐藥的大腸桿菌，很容易通過身體接觸傳給其他家庭成員。因此，對人類健康的后果是嚴重的。

問：還有其它的例子嗎？

答：例子很多。據[2013年8月《新發傳染病期刊》上的]一項研究估計，歐洲聯盟每年有1500多起死亡與在禽類身上使用抗生素直接有關。另一個例子是，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通過密切接觸牲畜的農民、獸醫和其他人傳播，這一風險是經過精確記錄的，它可以導致嚴重的感染。 問：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食物鏈中的抗生素和耐藥菌問題？ 答：1960年代末，聯合王國的Swann報告發現，在畜牧業使用抗生素后，牲畜將大量耐藥菌排泄到環境中。當時無人擔憂此事，理由很簡單：新的抗生素不斷進入市場，治病救人。因此，即使耐藥性增加，人們也不認為它對人類健康是個問題。 
1980年代末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在此后的30年中，沒有發現什么新的抗生素。如今，我們已經到了抗生素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越來越多的患者身上，靠抗生素治療感染已經不再有效。著名微生物學家的其它警告，如美國Start Levy的警告，也基本上無人重視。他在1992年出版《抗生素的悖論》一書時，畢竟還有一些抗生素能夠克制甚至最具耐藥性的細菌。

問：你是何時開始這一領域的研究的？為什么？

答：1980年代中期我開始研究耐藥腸道細菌時，是Gustave-Roussy研究所癌癥中心一名年紀輕輕的外科醫生，我開始對這一領域感興趣。我和我當時的上司Cyrille Tancrède一起，發現在化療后，免疫功能受到嚴重抑制的患者更有可能因自己體內的腸道細菌受到感染，而且他們使用的抗生素越多，其腸道細菌就對抗生素越具耐藥性。 我們試圖理解這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可以制止這一過程。這導致了此后我所進行的一系列實驗性和臨床性調查，包括我目前的工作。我的實驗室專門研究抗生素對腸道抗生素耐藥性動態的影響。

問：你發現了什么？

答：關鍵的一點是，寄居在動物腸道與人類腸道中的細菌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非常相似，它們可以交換基因中攜帶的關于抗生素耐藥性的信息。因此，當動物身上出現耐藥性時，它也可以影響人的腸道細菌。這就是為什么減少動物使用抗生素對減少人的耐藥性如此重要。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想控制耐藥性，就該忽視在人體使用的抗生素。但我們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減少動物身上的抗生素耐藥性，因為用于動物的抗生素數量要大得多，而且家禽家畜也比人多得多，還因為在畜牧業中使用抗生素的全部理由都是利潤驅動而不是注重健康。

問：有哪些食物被耐藥菌污染？

答：多數類型工業飼養的動物都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抗生素，但物種之間和做法之間有很大不同。雞肉、豬肉、兔肉和養殖魚類接受許多抗生素。2014年，名為Que Choisir的法國消費者協會發現，在法國，大量的雞肉和火雞肉受到對第三代頭孢菌素具有耐藥性的細菌污染。第三代頭孢菌素是在其它抗生素對人類不起作用時作為最后防線需要保護的抗生素之一。 牛奶是一個有趣的案例。乳制品業對牛奶實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以確保牛奶中沒有殘留的抗生素，因為這些殘留物可殺死發酵所需的細菌，而發酵對奶酪和酸奶等制品至關重要。如果牛奶中含有抗生素，它就不能出售，所以農民就用它來喂牛。但是盡管試圖避免浪費，他們卻制造了一個新問題：牛的腸道細菌變得耐藥，而這些細菌被排泄到環境中，還在牛被宰殺后進入食物鏈。

問：對食物鏈中的耐藥菌問題，農業部門正在采取什么措施？管控的效力如何？

答：管控程序在歐洲得到很好的遵守。例如，歐洲聯盟過去15年一直禁止將抗生素作為生長促進劑。但在世界其它地區就不是這樣。澳大利亞已禁止在畜牧業中使用氟喹諾酮，它是人類藥物中非常重要的抗微生物藥物。因此，在澳大利亞，食源性致病菌對氟喹諾酮類藥物的耐藥性很低，那里的人體細菌耐藥性更是低得驚人。

問：2012年，法國政府發起生態抗生素運動，旨在2012年到2017年將法國畜牧業使用抗生素的數量減少四分之一。正在取得哪些進展？為何你在你的《抗生素：沉船》一書中認為這一目標不夠充分？

答：這個計劃已經實行了一年。現在還沒有結果，但似乎在動物身上使用抗生素的情況有所減少，我們非常樂觀地認為它會產生一些好的結果。但目標本來可以更高一些。荷蘭過去在動物身上使用抗生素的情況與法國一樣多，但2008年至2012年減少了60%。

問：通過嚴格限制在畜牧業中使用抗生素，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放慢抗生素耐藥性的發展？

答：只要我們減少使用抗生素，對生態系統的損害就是可以逆轉的。北歐國家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在那里，減少畜牧業使用抗生素后，動物身上的耐藥菌水平迅速大幅度減少。

問：為解決這一問題，消費者和餐飲業應采取什么行動？

答：除了一般的衛生，沒有建議對消費者和餐飲業采取什么特殊措施。就監測食品中的病原體和宣布產品可以銷售，存在國際標準。問題是：我們是否應探查食品中的耐藥菌——就像我們對沙門氏菌或李斯特菌等致病菌所作的那樣？迄今為止，沒有以類似方式應對耐藥菌的法規。這是各國政府需要與聯合國各機構，如世衛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糧食及農業組織合作處理的問題。

問：今后的方向是什么？

答：在用于人類的抗生素中，只有一半用于被細菌感染的人。它們經常被用于遭受病毒或寄生蟲感染的病人，而對病毒或寄生蟲，抗生素是無效的。在農場和農業中，極大量的抗生素被用來促進動物的生長和防止感染，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對環境和我們的健康影響很大。我們必須重新關注抗生素使用的最初目的：保護人類健康和拯救生命。我們必須重新評估抗生素的其它用途是否有道理，以為我們的后代保存抗生素的神奇效用。

—— Antoine Andremont與Fiona Fleck的訪談